不知为什么，自从到了二炮连之后，杨文斌变得不爱看英语了，尽管没记住几个单词；
前一段时间，将《党的七十年》读完了，重温了一遍党史，很有感慨：
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是打倒几个军阀，进行几次革命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地，兢兢业业地奋斗，才有可能实现；
想不费什么力气，光凭热情和空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甚至有可能将人民引向歧路。
书中有句话写道，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民花费几十年、甚至毕生精力所换回的结果，竟然不是当初所期待的，这是用来描写辛亥革命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几年前，许多老红军到经济特区参观了一番后，悲叹“辛苦革命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杨文斌可不会简单地这样判断。
如果我们能解决好**的问题，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我们的事业必然能胜利！
**的根源在哪儿呢？
或许该从制度上找，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求党的领导，换句话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本来应该由资本家来完成的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同样要由党来领导完成。
而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初是靠开拓殖民地，掠夺资源和海外市场，甚至贩卖奴隶，来完成资本积累的。
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开始的，不具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具备的条件，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又不能像当初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掠夺。
而是，由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农民无偿提供了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由政府组织社会各阶层来共同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是在党的领导下来完成的，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来完成的，具体的说，各项政策是由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执行和完成的。
这就存在一个矛盾，即党的干部和资本家付出同样的劳动，却获得不同的相差悬殊的报酬。
如果党的干部自身修养不够高，抑制不住金钱、私欲的诱惑，再加之制度不健全，内部的监督不力，外部的监督不到位，可能导致个别干部心理不平衡，出现了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权钱交易等**现象的滋生、蔓延。
所以，怎样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和杜绝**，是我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老人家当初进行了探索，这就是著名的西北对。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领导人邀请民主人士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
老人家问那位民主人士来西北考察有何感想？
那位人士坦然答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在谈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时，特别提到“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
对民主人士的坦诚直言，老人家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那位民主人士也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那么，我党奋斗了七十七年，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同时也走了一段弯路。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我们不走这段弯路，该有多好呀！
这不能怪任何人，党的领导是历史做出的选择，当时的局势发展，也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
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走的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
从滨城回来后，杨文斌的心情大好，训练更有动力了，学习也更有劲头了。
在坚持利用一切时间，来看英语单词的基础上，对专业课的学习，他也从来没有放松。
历经百日的集训已近尾声。
这一百天里，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将英语单词看了一遍，尽管效果不佳，毕竟是坚持下来了。唯感遗憾的是后期由于专心于实车驾驶，而放松了外语的学习，暂时搁置了。
与此同时，杨文斌也较圆满地完成了集训任务，掌握了坦克驾驶的基本要领和管理方法，实现儿时的宿愿，不是玩玩具坦克，而是真正的，体重36吨的庞然大物，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真的很自豪。
这一百天，对生活也有了更深的体验。部队中有那么多的不尽如意之处，凭个人力量很难予以改变，只有适应，忍耐，渐图发展。
集训生活为他提供了契机，也许这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