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文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外城失陷，然后内城失陷，崇祯皇帝处理他认为还需要处理的最后事情之后，凄凄惶惶、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御花园后面的煤山之上，向外张望，见满城大火、一片混乱，绝望之下，自缢于煤山之上。
此时此刻，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随左右。
对于如今这位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而言，这样的历史悲剧，绝对不能再次重演。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阻力，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行下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因为在任何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再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开海通商，就是这样一个很可能扭转大明国运的关键问题。
因此，即便是郑芝龙这个目前应该着意笼络的人物，若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扯旗造反，崇祯皇帝也不会一仗不打就稀里糊涂地瞎让步。
而且崇祯皇帝也坚信，像如今这样归附朝廷，带给郑氏家族的利益绝对要比他叛出海外要大得多。
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不是把郑芝龙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路上，那么郑芝龙就会像历史上一样，满足于东南沿海的海贸之利，不会轻易再跟大明朝廷的官军大打出手。
所以在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不管朝野之间背地里是不是还有官商集团在搞一些阴谋诡计小动作，他都要迅速把开海设港的事情给落实了。
好在如今收拾掉了一批反对开海的朝廷和南京官员及勋贵之后，朝堂之上，对于开海通商的议论，风向已经变了。
特别是与开海通商密切相关的官员，比如两广总督王之臣、闽浙总督温体仁，以及登莱巡抚孙国桢，也都纷纷上书拥护朝廷的开海决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