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迎祥等人趁乱进入平凉等地之后，凭借着老回回马守应及其麾下同属回回木速蛮的身份，说降了在平凉城中杀了上官造反作乱的木速蛮土官土伦泰，顺利地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立足之地。
紧接着，发动了固原兵变的叛军首领前明军游击颇希牧，也派人联络高迎祥，表示愿意率众归附。
高迎祥则在同意颇希牧自立一营的同时，也应颇希牧所请派出了自己的心腹悍将贺一龙率领一营人马，前往固原城协助颇希牧防备官军南下。
与此同时，高迎祥一方面派出马守应、土伦泰前往河州洮州等地，与马进忠、马光玉等人联络。
一方面也派出了张献忠、罗汝才、贺锦、李自成等各个饥渴已久的贼营，分头往西往南，抢占各地县城乡村，抢掠各种人口财富。
就这样，随着高迎祥率领的陕北各路贼营的加入，陕西以西甘肃、宁夏地区的乱局，像是一锅烧开了的开水，更加混乱了。
不过，当西北地区的这些沸沸扬扬的乱象，被锦衣卫西镇抚司和陕西巡抚衙门、三边总督部院，快马加鞭地报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的时候，崇祯三年的正旦大朝会已经举办在即了。
崇祯皇帝除了指示三边总督府与陕西巡抚衙门，以及锦衣卫西镇抚司三方密切配合、勠力同心，严防回乱和流贼向关中、汉中和陇南扩散之外，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旨意。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这些回乱或者流贼，在西北地区爱怎么闹都行，只要他们别往关中、汉中方向扩散蔓延就好。
围绕着这个思路，崇祯皇帝已经给了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等人发过多次密旨，他也相信他们早就领会了自己的真实心意。
所以得知高迎祥、马守应这些大贼头从山西逃回陕西以后，又从陕西流入甘肃，他不仅没有因为流贼流窜范围的扩大而惊慌失措，反倒是因为流贼各营西去，甚至是与回乱合流，而暗自松了一口气。
历史证明，只要山西河南不乱，大明朝在北方的统治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只要湖广地区不乱，大明朝在南方的统治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至少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动摇和瓦解。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宁肯让流贼往西发展甚至容忍他们因此而壮大，而绝不允许他们往东往南流窜的原因了。
而且，崇祯皇帝也不想让袁崇焕、洪承畴他们太着急，以至于把刚刚流进甘肃的高迎祥等人，或者在洮岷之地发动兵变的马进忠、马光玉等人逼得狗急跳墙，四处乱窜。
要知道，马进忠、马光玉、米喇印、丁国栋等等这些在洮岷地区发动兵变的人物，与高迎祥带来的这一帮子陕北流贼，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先不说这些人背后的经堂和礼拜寺阿訇们的势力了，就单说他们之前都是朝廷命官这一点，就与高迎祥、马守应、罗汝才、张献忠这些人不一样。
往大了说，马进忠这些人，之前都是所在地方的上层人物，基本上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算得上是明末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而高迎祥及其麾下的左膀右臂，以及罗汝才、张献忠这些人，多数都是逃兵和山贼出身，都是社会最底层，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属于流氓无产者的阶层。
这两个阶层，原本是天生的对立面。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这边围剿的军队一旦把它们逼急了，他们就会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朝廷。
而若是朝廷这边稍微缓一缓，不急着进剿，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很快内斗起来，不可能真正做到一条心。
既然如此，那么何不让他们自己先斗上一番呢？
有张献忠这样的大杀星在，崇祯皇帝根本不愁他们斗不起来。
就在西北甘肃和宁夏的南部陷入一片大乱的同时，大明朝的京师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
紫禁城中的正旦大朝会，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也终于到了登场亮相的时候了。
正旦者，岁事之始。
也即正月初一，就是大年初一头一天。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会在这一天举行大朝会，在京的具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以及外国使节、皇亲国戚、勋贵武臣，都要在这一天一大早，入宫朝见皇帝，叩行大礼，一边向皇帝这个大家长行礼问安，表示忠诚和敬意，一边恭贺天下安康、四海咸服。
与此同时，皇帝本人也要率领在京在朝的文武大臣，前去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以及列祖列宗，向他们禀报过去一年的得失，乞求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等等。
此外，一些有想法的皇帝和大臣，也会借着这个天下瞩目的时机，公布一些事关重大的大政方针什么的。
不过今年的这一次正旦大朝会，准备的时间太过仓促了一点，崇祯皇帝心中构思的许多大政方针，也还没有来得及与朝中重臣沟通好，所以并没有选在在这个时候公布。
也因此，崇祯三年的正旦大朝会，就又暂时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上。
崇祯三年正月初一的寅时左右，天还黑着，紫禁城四面八方的大街小巷之上，就出现了各种或骑马或坐轿或乘车的官员。
他们在自家仆人打着灯笼陪同伺候之下，顶着严寒，往紫禁城的大明门方向赶去。
崇祯皇帝早就将日常早朝的时间挪后了一个时辰，一个月中也只有朔日和望日举办两次朝会，而且还不是所有在京的朝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