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摄政王朵儿红在北方发起的“圈地运动”愈演愈烈。
朵儿红在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
听上去不错，将无主土地划归八旗，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随着入关八旗子弟人数的增加，土地不够用了。
在顺治二年十月，朵儿红再次下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共圈地五万多顷。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圈占民地十万多顷。
八旗先圈占远处州县的无主土地，再同京城附近的地主置换。作为拆迁补偿，规定远离故土三百里者减免一年赋税，四百里的土地减免两年赋税。
有文字记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
有数字统计，京城五百里范围内，满清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一晌约六亩，合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顷七十一亩。其中皇室庄田仅占五千七百多顷，其余皆为八旗官兵的“旗地”。
朵儿红以顺治名义下诏：
“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八旗官兵从龙入关得了实惠，这才是所谓的“满族”，当时称为“旗人”，作为一个民族真正形成的时刻。
旗人有了地，就需要人手耕种。
雇佃户收地租？才不会！
八旗有包衣奴才制度。留你一条命，“自愿”为我做奴才，可以免除国家的田赋和徭役，这便叫做“投充”。
在八旗的铁骑前，不仅一些土地被圈占又不愿迁移的农民“投充”了，甚至还出现带地主动投充的怪现象。
有数字表明，遵化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
顺治二年四月，顺治的一道诏书说明了“投充”的现实情况：
“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
投充的百姓很快就发现，当了奴才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纷纷逃亡。
顺治三年五月，朵儿红认为“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出台严厉的《逃人法》，一百多个条目，重在严惩“窝主”。一经查获，窝主就地正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被公认为清初恶政，引发民间反抗，不过这都是朵朵胜利凯旋之后的事情。
范文程当时是怎么想的，后人无从得知。但是范文程显然是被朵儿红摆了一道，在顺治三年，朵儿红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掉了范文程的权利，此后范文程以养病为由，闭不出门。
如果说满清的剃发易服引起了明朝士绅的警惕，那么真正引发士绅反弹的还是后续的政策。
明末以来，“江南财赋半天下，苏、松、镇、常与江宁五郡又居江南大半之赋”，但是江南官吏士绅经年拖欠税金钱粮。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制定条例，凡江南绅衿拖欠钱粮者，必予以惩罚。但江南士绅仍拒缴如故。
康熙元年（1661年），清廷发起“奏削案”。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属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以“抗粮”的罪名，鞭笞纷纷，衣冠扫地。
及至雍正，财政吃紧，为养活不纳税不当差的八旗子弟，雍正宣布“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这下子彻底得罪了士绅。
顾炎武将民间对满清态度的这种转变理解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然而，一切都晚了。
士绅当初轻信满清，百姓造反他们不支持，军头造反他们不伸手，直到祸及自身才想起反抗。清廷羽翼已丰，根本不用顾忌士绅了。
雍正发起文字狱，剥夺士绅说话的权利。颁布“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三条禁令于各地明伦堂卧碑。
后人总结道：“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祸且不测”，“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