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从大宋立国开始就是一项永恒的主题，太祖太宗，甚至是真宗皇帝三代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太祖有勇有谋，设立封庄库，蓄养精锐，但时运不济，除去阴谋论的揣测之外，只能说是天不假年。
太宗受益于太祖之遗，当有勇无谋，用人无度，空有壮志却惨败而归，两次规模空前之北伐，皆是虎头蛇尾，起初锋芒大盛，之后便再无建树，以至于后期败绩连连，折损精锐。
至于真宗皇帝，赵祯对自己的便宜老爹一直怀有矛盾心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种种事迹加起来几乎可以成为大宋历史上“谜一般的男子”。
因为有所接触，因为有所了解，所以赵祯对真宗皇帝的性格和做人做事相对太祖太宗要透彻的多。
若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只能说时真宗皇帝有着天命的开局，完美的中场，糊涂的结尾！
他幼时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时，喜欢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宋太祖喜爱之，将其养在宫中，这是什么样的待遇？简直就是被宠到了天上。
哪有把弟弟的儿子养在皇宫中的道理？
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开封府政事纷繁，赵恒留心狱讼，裁决轻重，没有不为众人称快的。所以开封的监狱多次空闲，太宗多次下诏褒奖他。
至道元年，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仍兼开封府尹。
赵恒既非太宗的长子，也不是皇后所生，根本轮不上他继位，但天命的地方来了…………其长兄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与太宗决裂、二哥赵元僖无疾暴死，他才有幸成为太子。
若说真宗皇帝没有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当年太宗驾崩之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
宰相吕端一力挫败政变，于同月扶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这难道不是天命一般的开局？！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开局更好？
紧接着咸平的年号，这段时间里赵恒刚刚即位，雄心壮志，决定储备国力以抗辽朝，同时挥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
因为任用贤才，以李沆等人为宰相，勤于政事，并把全国分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
他注意节俭，社会较为安定，给大宋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
恰巧在此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五亿多亩！
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使北宋进入高速发展的经济繁荣期，后世人常常称之为“咸平之治”。
在此之后即便是澶渊之盟的出现也并没有太过影响到真宗皇帝的名声，毕竟大宋和辽朝之间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几十年时间，直到赵祯亲手打破了平衡。
只不过聪明一世的真宗皇帝晚节不保，糊涂一时，为了所谓的自尊心开始“东封西祀”，当然其中虽有王钦若的挑拨，但毕竟时真宗皇帝自己用人不当。
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后，所有人都觉得你就应该做好事，就没有权利犯错，一旦犯错，最终的结果便是一错顶百好。
东封西祀搜刮了民脂民膏，富了皇帝和官员，却也苦了百姓，民间的舆论变开始一边倒。
当赵祯必须要承认，便宜老爹不光做了“东封西祀”的丑事，也给他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和经济基础，可以说大宋在他的手上之所以有今天，还是和真宗皇帝离不开。
有了这些才有了赵祯后来的改革，有了后来的用兵西北和北伐。
否则燕云十六州绝不可能轻易收回来，真宗皇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在澶渊之战中大宋并未占到便宜，但三代人的努力最终给赵祯留下了基础，从太祖开始的封庄库，练精兵，到太宗的两战燕云，再到真宗皇帝的澶渊之盟。
才有了今天赵祯的气贯长虹，才有了赵祯今天的乾宇盛世。
即便是天下人都觉得赵祯才是大宋的中兴之主，才是为大宋逆天改命之人，但他自己却很清楚并非是一人之功。
这是三代人的心血，只不过他做的更多，思考的更多，改变的更多而以。
眼下时机成熟，辽朝改为契丹，大宋和契丹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天下皆知，双方都欲除之而后快！
赵祯当然不会愚蠢到让契丹真的崛起后再动手，那时候就不是仁义而是妇人之仁。
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放着契丹与不顾，一来契丹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二来塞尔柱人当初的东征确实让赵祯看到了威胁，至于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赵祯希望草原越来越城市化。
草原最大的苦难点便在于此，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没有多少固定的城池，大多以营帐为主，军事力量分散，极难一次歼灭之。
最多便是被汉家王朝向西北方驱赶，待休养生息后，待中原没落之时，再次窥伺华夏国鼎。
而萧挞里犯下的致命错误便是如同汉家王朝君王大多会犯的错误一样，搞起了休养生息，大搞经济发展，类中原之国法，仿汉家之遗风。
总结一句便是好的不学，学坏的，把汉家王朝的胆小谨慎当作了优点学习。
可有一点萧挞里不知道，汉家王朝和草原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双方之间从立国之本上看便完全不一样，之后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