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完美处理“两广事变”之威，对在陕北无比活跃不断提出“建立统一抗日阵线”的红党愈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光头大佬更有底气，调南下的中央军北上，欲取代东北军在陕西对红党进行围剿。
10月22日，飞抵西安的光头大佬严令张少帅对陕北用兵，张不从，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光头校长不许，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10月29日，张飞往洛阳为光头校长祝寿，再提联合抗日主张，再次被拒绝，并被告之，若不愿意战，中央军将会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而代之。
11月27日，张再上书光头校长，请缨抗战，再遭拒绝。
12月2日，张飞抵洛阳见光头校长，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并向光头大佬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委员长前往训话，光头大佬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7日，张到华清池见光头校长，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拒绝。
12月10日，张见到了光头校长，光头校长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光头校长邀请张、杨和蒋鼎玟、陈成、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光头大佬宣读了蒋鼎玟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黄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1日晚间，张杨二人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光头校长，光头校长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成、邵力子、蒋鼎玟、陈调元、卫立黄、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12月12日，张杨二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至此，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刘浪那儿也没去，就在独立团基地团部呆着。他知道，他那位叔父肯定是要找他的。而且他还知道，虽然这位对光头大佬并不感冒，但他那位权柄赫赫的叔父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还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由四川省主席府打来的电话被通信排接到团部，刘浪当着张儒浩的面接过电话。
刘湘也没寒暄，径直将西安发生的事给刘浪叙述了一遍，甚至也没问刘浪，只是一阵沉默，刘浪知道，他是在等自己的意见好做最后的决定。
刘浪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好一会儿对着话筒说道：“幺叔，你的决定就是我的意见，就是全川军民的意见。”
电话那头的刘湘短短的惊愕片刻，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一向极有主意的侄子竟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一对浓眉深深皱起的同时脸上闪过一丝决然，“好，我知道了。”
刘浪知道，虽然曾经的时空中刘湘并没有在获悉此事后就马上做出反应，一直等到各方表态差不多了才致电张杨二人表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但他也并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让中国失去领袖。
不是他有多喜欢某人，而是，在日军的兵锋下，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积攒所有的力量来抗击，恐怕，各自为战的中国没有未来。
这一次，刘浪没有谏言，但刘浪知道，他那位一省之主的叔父绝对能听得懂他的意思。刘浪的意思和他一样，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抗日，所有的政治和私利都得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让路。
张儒浩在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先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继而脸上露出狂喜，他不可能不欢喜，光头大佬这个红党无比痛恨的刽子手竟然也有今天？无数的同志和战友就在他的面前倒在白色恐怖造就的血泊中，他如果不因此而兴奋，那他就不是红党了。
“杀了他，国党一样可以选出总统，继续抗日。”张儒浩几乎是低吼着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一点，刘浪也无比理解。换成是他自己站在张儒浩的位置，恐怕第一个念头也是：杀了他。无疑，和红党已经签订协议的张杨二人很有可能达成绝大部分红党人的意见。
可是，无论光头大佬的军事才能是不是低劣，但毋庸置疑，他的政治才能在当前的中国是极为出类拔萃的，就算有超过他的，也不在国党，而在红党。至少，中国从名义上的统一是成就在他的手上。
“你错了，杀了他，中国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再难对各省发号施令，而失去统一领导的中国，又如何抵挡来自日本人的大军？”刘浪却是摇摇头说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见张儒浩还有些愤愤然的想反对，又道：“不如你我先等上两天，看首长们怎么表态。”
刘浪知道，虽然对光头大佬个人红党是人人诛之而后快，但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必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过，他们的选择，就是最正确的。
果然，在12月13日中午国党开会决定剿抚并用的方针和政策，军政部一级上将何上将为讨逆总司令率大军进逼西安城之际，红色总部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