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夜没合眼，用被子把我裹得紧紧的，时不时的给我掖一掖被子，唯恐再有一丝冷风，来伤害我。
我一觉醒来，窗外那鬼哭狼嚎的风声没了，月亮照亮了天和地，也照亮了窗户纸，这炕上也明亮了许多，我睁开眼睛，看着妈妈的脸，妈妈那双大眼睛，也忽闪忽闪地看着我。这是我两个月以来，睡得最香的一觉。
在这温暖的被窝里，我扭动了两下身体，舒舒服服地蹭了蹭后背，然后对妈妈说：“妈妈，我出汗了。”
“盖严了，别再着了凉。”妈妈小声对我说罢，又给我掖了掖被子。
妈妈把我搂过来，让我枕在她的胳膊上，把脑门贴在我的脑门儿上，哽咽着说道：“你怨妈妈不？”
我摇了摇头，我感觉到，妈妈哭了。
其实，这一年没见到妈妈，那也是没办法。
我们刚刚不争那口草皮，不偷小丽家的酱油糟，小丽的三个哥哥也不去偷老鼠的那几颗粮食了，也答应，等小榆树长大了，也不剥榆树皮，也不撸榆树叶子了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形势”来了。和那些“修正主义”的老大哥们翻了脸，说前几年吃不饱饭，都是那些“修正主义”的老大哥们搞得鬼，把那些老大哥们赶跑了，我们渐渐地吃饱了。
就是，喜平的大哥太能吃了，小丽有三个哥哥呀，尤其是那个二哥，他的妈妈让他和弟弟抬水去，他不去，一扭身跑了，跑到墙根，把大棉袄一掖，揣起手来蹲在那里，歪着头眯着眼，看太阳去了。
这样的老大哥要他何用？
凡是和老大哥好的人，要倒霉了。
凡是和老大哥一起工作过的人，要小心了。
凡是和老大哥有过牵连的人，要注意了。
妈妈的俄语老师，倒霉了。
妈妈的俄语同学，同事，有的倒霉了，有的还在小心着。
妈妈需要注意了。
去年，冷得早了几天，树上的叶子也不好好待着，早早地变了颜色，急急忙忙的落到了地上，被冷风吹着，窜过来，滚过去，没有了自己的主意。
工厂的机器停了，有的工人走了又来了，有的就不来了。
像树上的叶子那样坚守自己岗位的，也像那叶子一样，越来越少了。
剩下的人，天天吃的饱饱的，有的像小丽的二哥那样看太阳。有的像四嘟噜他爸那样，满院子乱串，赢几个镚子，偷几个铜圪垯卖了，到酒馆买酒喝，喝完了就打架，打完了再喝。
办公室的人们，不像他们那样野蛮。穿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和皮鞋一样乌黑锃亮。只是有一点不好，偷偷翻别人的东西，办公室的卷柜啦，办公桌的抽屉啦，宿舍的床头柜以及被窝。
偷看别人的信件，日记本。
他们对妈妈也做了这些。
一天，一帮不认识的男人把妈妈堵在办公室，翻妈妈的卷柜、抽屉、更衣柜，也有人到妈妈的宿舍去翻过。
妈妈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让人措手不及。
他们说：“老实交代你和俄语国的关系！”
妈妈说：“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会俄语？”
“学校教的。”
“你为什么要学？”
“学校要教。”
“如果没有卑鄙的目的，你完全可以不学。”
“不学就考零分，那样就不是好学生了，你们不也是希望孩子们当好学生吗？”
“有人检举你是特务，见过你的小手枪，交出来吧。”
“我儿子玩儿了一阵子，不知弄哪去了。”
“不老实！”
“真的，也许找不到了，玩儿了几天，就不见他玩儿了，也许被他送人了。真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不用你明白。”
“百货大楼有卖的，两块四毛三，破玩意儿挺贵的，要不是他过生日，我才舍不得呢。”
“年纪轻轻，真狡猾！先到这里吧。”
说完，一帮人走了。
妈妈坐在椅子上，松了一口气。摸着兜里的手枪，“哪个倒霉鬼敢来搜身，我就一枪崩了他。”
妈妈考虑再三，趁中午吃饭的时间，把枪还给了爸爸。
下午，那帮人果真带来两个女徒工。
妈妈穿着一身最喜欢的衣裳，稳稳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蹬着乌黑锃亮的苏式女军靴的一双脚，搭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一条“保尔·柯察金”式的马裤，搭配的是惟妙惟肖，一件略显宽大的，列宁服式的风衣，没有系扣，露出脖颈上围着的一条丝巾，打在胸前的蝴蝶结。
手里玩儿着一把半米长的不锈钢板尺，一双冷眼，死死盯着进来的人。
妈妈很委屈，很冲动，做好了死的准备。
“找谁？”
进来的人站在门口，一个头目模样的人，一边靠近一边说：“就找你！”
“站住，有事说话，没事出去，这是业务办公室。”妈妈冷冷的说道。
那个人一挥手，两个小女工走上前来，低声嘟囔道：“有人说你有枪，让我们来摸摸你的身上，你，就......”
“啪”的一声，妈妈把手里的钢板尺，在办公桌上的一叠图纸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有枪？有枪我用得着拿它吗？”说着站了起来，让两个小女工，上下左右的摸了个遍。
一把钢板尺，妈妈始终没离手。
“你是怎么和那些外国特务联系的？”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外国人。”
“你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