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在午后犯困的人，这个时候却不敢靠着沙发打瞌睡，因为他们提前好几天接到了内部通知，称首都将在专有电台上讲话，不分城市的大小，类别，地位，一律向他们通报同样重要的内容。
令好些人惊奇的是，电台虽然准时开始了播放，却是一个录音。语句清楚，少有杂质，但和实时讲话明显存在区别。
那个属于华盛顿的男中音说：“我将要告诉各位的事宜，按照计划，诸位在明天也会通过总统向全世界发出的声明知晓。但是我与战争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让诸位提前知道。如无意外，这种提前只是几个小时的提前，但内容将远超过总统简短的声明。诸位身为一城一地的化身，身负重任，不似普通人民，我希望以此声明，使诸位有心理上的准备，明了国家的决定和以后将走的路。
“我们的飞机正在日本上空飞行，所载的是一枚核弹。我国数年间研制原子武器一事，诸位中已有不少人参与并知情，参与最深的人，芝加哥，就作为我们派出的见证人身在该飞机上。这枚核弹名为‘小男孩’，是一枚铀弹。我们没有实验过铀弹，在阿拉莫果尔多的钚弹实验基本上能反应它的作用：当时10英里外能看见闪光，50英里外能听见响声，蘑菇云在新墨西哥州升到三万英尺的高空。
“投弹的首选目标是广岛。那里拥有大量的兵工厂，且是日本陆军第二司令部所在地。其他入选目标与广岛类似，具有军事重镇或工业中心的职能。
“我想正在聆听这场谈话的，会有一部分人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决定。为了结束战争，有多种可选办法。从常规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九州登陆日本，逐渐占领日本全部领土，迫使日本政府屈服；从非常规的角度，我们可以在袭击前事先警告日本，让他们在炸弹落下前选择投降，或者先挑选一座无人的中立岛屿，用实弹演习来展现核弹毁灭性的力量，消灭日本政府继续战争的信心。
“恐怕大家稍稍考虑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第二种路径，不会牺牲任何人的性命，看似美好，但并不可行。如果日本政府事先得到警告，会动用残余的空军去击落载有核弹的飞机，这种力量他们依然具有；如果在中立领土上演习，日本政府会怀疑为伪造。我们没有办法，确保敌人在受到实际的损害前，预先相信我们制造的核弹的威力。
“至于第一种路径，也是研制出核弹前我们唯一的路径，即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军方早已做出计划，并对我国为此付出的伤亡人数做出了估算，大约在100万上下。
“当然，我无法确定具体的伤亡数字，也许多也许少，但都不会改变数字巨大的现实，它将远多于我国在欧洲战场的牺牲。伤亡不是机械的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惨痛事实。他们是丈夫，儿子，父亲，兄弟，每一个数字的增加都意味着我们国民的惨死。
“也许有人认为我只考虑了本国的国民。我会说，这是当然；可是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在国家的罪行面前，国民相对于政府是无辜的；但相对于深受其害的其他国家，他们依然有罪。是不是我们的士兵在出征之前，不是国民的一部分？为何要在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偏要他们为别人的罪行献出生命？
“过去十几年间，日本法西斯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应统治亚洲，以‘共荣’的名义开始对邻国的征服。这种征服，伴随着残酷的总体战、掠夺土地和资源、毁灭城市和乡村、屠杀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认为我国是阻止其在太平洋扩张的最大障碍，对珍珠港策划偷袭，以对我国海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没有呼唤战争，是法西斯将战争这样强行地加于我们身上。
“在巴丹，日军没有丝毫怜悯和战争法则概念地杀害我国和菲律宾的战俘。在冲绳岛，我亲眼目睹日军驱使怀抱婴儿的妇女携带炸弹冲锋。在海上，日军组建了‘神风’，用自杀式袭击撞击我国的军舰。有人对我说过，日本人本质上是温和的民族。我对他们知之不多，也不打算否认这句话。但是我确定的是，在这十几年来，日本没能表现出这种品质。他们对敌人和自己都残忍无情，用处决所有我国战俘来威胁我军不得登陆他们的本土。哪怕战事多么绝望，结局多么确定，他们都绝少考虑投降，依然追求杀死更多的人。这不是战争，这是要一起同归于尽的角斗场。
“在之前几个月里，我国飞机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各个目标，许多城市化为火海，许多市民就此丧生。日本政府不惜放任这样的状况继续延续，也要坚持战争，维护他们的‘荣誉’。在这种意志的笼罩下，即使我们在空袭前事先散发了传单，他们的市民也没有撤离。要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极其艰难的使命，我们一路走来还从没有遇到的复杂课题。从太平洋战场的种种方面，我们完全能够做出判断，日本法西斯比纳粹更加疯狂，一旦我军登陆日本本土，其过程的漫长艰难，对战争双方物力和人命的耗损，将比我们想象更甚。
“日本政府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民，也有许多次机会挽救他们自己的命运，却全部拒绝了它们。他们对波茨坦宣言的反应，使战争委员会确定，使用核弹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