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之死，给大晋带来了宝贵的两个月的战略主动期。可是身在洛阳的东海王不仅自己不出兵，还不让刘琨出兵。
原来刘渊死后，怀帝也觉得外患压力大减，对东海王把持朝政更加不满，竟命苟晞讨伐东海王。
作为精明的战将，应该说当时的苟晞大脑还是清醒的。他认为国家内忧外患，而不宜自乱阵脚。
苟晞也知怀帝对东海王怨恨很深，在回信中就不敢说东海王一句好话。只说外敌当前，不可自乱，请怀帝再忍忍，灭了前汉以后，东海王也就不算个什么菜。
他当然不敢说：“小皇帝，你老实点，没了东海王你也会完蛋。别搞小动作，长安司马模、幽州王浚早有自立野心，江南的司马睿也不听你的。正是东海王镇着，他们才不敢发作。”苟晞自然要说东海王一些不是，宽慰一下怀帝。
可是东海王越自去年清君侧，杀了怀帝几个秘书（侍中）后，心里很不自安，加强了对怀帝的监控，怀帝身边有他的间谍。他们的来往信件被东海王发现。
东海王见苟晞不仅不给自己说好话，言语中还有轻蔑自己。于是大怒，开始防着苟晞。东海王不叫刘琨出兵，就是怕有万一，可让刘琨先截住苟晞。
苟晞在十几年前就和东海王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尤其是苟晞战败汲桑时，东海王为了报答苟晞为其弟司马腾报仇雪恨，还主动和苟晞结拜为兄弟。东海王作为苟晞的老领导。本该主动调和矛盾，可是他却不调和矛盾，而是暗中防着苟晞。
这里面潘滔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他经常给东海王说。苟晞是再世曹操，必须压制。但东海王作为作为决策者，压制苟晞，他的错误是首要的。
而前时被怀帝任命出去的方镇，以周馥为首请求朝廷迁都。洛阳再无屏障，请迁扬州寿春（合肥附近）。
朝廷在大敌刘渊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和迹象。东海王甚至还命江南的司马睿去讨伐周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周玘（周处之子）的帮助下。刚刚平定江南的第三次叛乱，正想收拾周馥。接到东海王指令便马上攻打周馥。东海王作为乱世宰相是不及格的。二个月转瞬即逝。刘聪坐稳皇位，年轻气盛的他立刻命令再攻洛阳。
十月埋了老父。刘聪命儿子刘粲和大将军刘曜领一万骑兵，进军洛阳。只有一万人，可见草创基业之后，刘聪还是不敢派出太多的人。一方面国中未稳。一方面刘琨境内的上万拓跋骑兵给他造成压力。刘聪很有顾虑。可是有王弥、石勒可用，刘聪命两部全力支援。这两人却带来八万兵，向洛阳步步推进。
东海王越见敌三面而来，也有些心惊，召集四方入援京师。可他明确不许苟晞和刘琨入援。苟晞远水不解近渴，不让他来也没错，可是刘琨接近前汉大本营，又有十万拓跋骑兵。不叫刘琨来个围魏救赵，可是太可惜了。
幽州王浚军力强劲。可是离得太远；江南司马睿也不能派人来，离洛阳最近强镇的要数荆州了。督荆、湘、交、广四州的山简接到命令，迅速派出军队，可是还没出荆州地界，被流寇阻击，竟过不去。
还有江州刺史王澄，和山简不在一城，也亲自率军前去支援洛阳。可是途中听说山简受阻，王澄也就又领兵返回荆州。攒鸡毛凑掸子，一个跑全跑，这就是名士的水平，比他们作诗的水平可是从天上差到地下了。
有人会叹惜他们把吟诗作赋的时间用来研习兵书不就好了？不好！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当不了大官了。是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可悲？可笑？
山简所督的荆州、江州本来实力超群，可是他们不仅不能支援中原，甚至连自己也承受巨大压力，这和他们的战略失误有极大关系。永嘉之乱还未开始前，已经有三支巨大的流民团体，第一个是李特率领的数万氐族，他们已经在西蜀建国。虽然由于中原祸乱，晋廷不关心西蜀战事，但是西蜀还有一员晋将，名叫罗尚。此人参与过灭吴战争，还是比较善于作战，与氐族建立的成汉打的不可开交。这样，蜀地以北的汉中地区和蜀地的流民大量涌入荆州、江州一带，成为第二只流民集团。第三支流民集团是乞活军。
而山简和江州刺史王澄对待流民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战略。他们没有像司马腾对待乞活军那样安置流民，而是采取以驱逐为主的方针。在大小事务上，不仅不好好安置流民，还对其处处限制，想逼走流民，结果引起流民大暴动，这是山简和王澄的战略错误。有鉴于山简和王澄的错误，东晋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衣冠过江，采取了安抚措施。即使是没有大士族率领的流民，也被好生安抚，安排在荆、杨的江北地区。
晋末的流民人数之众，是由于当时那个士族社会引起的，在其他的时代，像如此大规模的‘数次’流民迁移事件非常少见。在西晋末期士族庄园主几乎垄断经济，农民成为他们的依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出现一种以庄园主为主导的秩序，他们可以组织流民迁徙，或者就地建立乌壁。这些流民都是有组织的，荆州最主要的两支被逼反的流民集团，一支由王如领导，一支由杜弢领导，他们本身就是半官半士族。这是这一时期的流民特点，由半官方的士族组织，不要认为他们是散乱不堪的。而且他们在异地被逼反之后，还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可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农民‘流民’武装大多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