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初接触中国的教派，恰恰是方济各会而不是耶稣会。单在中国，方济各会和耶稣会这两派也是龃龉不断：
据说，“方济各派”的方济各.沙勿略在“主后”【公元】1542年来到亚洲，首先抵达印度，后去日本。他在日本传教时，听到日本人的责问：“如果你所传的宗教是真的，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竟然不知你所传的宗教呢？”因此方济各下定决心，冒死也要到中国去宣传福音。1551年方济各来到广东沿岸的小岛，名叫上川，等候机会进入中国。可惜当时遇到中国的排外政策，而方济各也病倒了，并于12月3日死于上川岛，直到死时也尚未完成他进入中国的计划。
但方济各那份到中国传教的心志，却激发了很多传教士要到中国来传教。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后尘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因此方济各的影响，确实不少。
明清交际之际，各派教士已经大量涌入中国。但以汤若望为代表耶稣会选择了接纳中国文化、从士大夫和皇亲国戚入手的“上层路线”，而方济各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并主要是在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民众中传经布道，走了所谓“底层路线”。两派隔膜日神，日后终于酿成了著名的“礼仪之争”。
弘毅对将来“自己任内”的这场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其实还是蛮期待的，故而准备借此“刺激”一下汤若望。
“汤老玛法，但贵教经文[1]之中，却从没有出现过什么‘原罪’、‘罪性’等字眼。所以，古文今考，理解不同罢了。我们按下贵教教义不谈，还是说回同安王，可好？”
弘毅所说不错，原罪这个概念并非来自圣经的教导，而是来自4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是著名的《忏悔录》的作者。受益于当年总理家宝大人的鼎力推荐，弘毅是通读过的。
弘毅从“文本主义”的角度对汤若望的所谓“原罪论”提出了质疑，一则是为了在汤若望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天主教教义见识，好继续让他对自己保持着强烈的“原始崇拜”，二则也是让惯于“引经据典”的士大夫们，对汤若望不尊经典的言论产生些许怀疑，不要被洗脑。
果然，汤若望再一次对小玄烨惊为天人，乖乖就范“老臣谨受教”一句之后，就老老实实坐下了。本来嘛，让你佐证一下我的论点就可以，你的任务完成了。
同时，闻听汤若望“玄之又玄”的说辞居然被玄烨说破，众位大臣恍然大悟：原来这套论点根本没有出处，看来西人都是不学无术之辈！
“由于西人多崇尚人性本恶，而同安王也入西教、学西语，故而对这种论调颇为赞同。时至今日，其对有些‘性恶’之事非但不排斥，甚至还有所秉持！其中最最坚持的，恐怕就是一味逐利、不择手段了！”
弘毅阶段性小结一句，同时满意地看着自始至终崇信“性善”的众人眼中那份惊愕与鄙夷。当然，这种表情是冲着郑芝龙去的。
礼貌归礼貌，“语出惊人”这个法宝还是不能丢！
[1] 弘毅此处所说“贵教经文”，就是指《圣经》。但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到19世纪初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开始著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汉语。最早的中译本《圣经》、并且就叫做“圣经”的，是在1822年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