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沿用隋朝创建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相互制衡，分工合作。为了加强三省协调与沟通并提高工作效率，朝廷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获得在政事堂参议朝政权力的官员称为宰相。唐高祖时期，宰相为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唐太宗时期，为了保持权力平衡，三省长官以外的其他官员加授“参议朝政”、“平章国计”、“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等头衔后也可参与最高决策。成为“委任宰相”。“委任宰相”必须得到皇帝授予的相应头衔方可履行宰相职务，而三省长官一旦担任该官职便理所当然地出任宰相即“当然宰相”。“委任宰相”的地位逊于“当然宰相”。唐朝前期，“委任宰相”的名号并不统一。
唐太宗即位后尚书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唐太宗曾担任改职因此被废弃，但实际上李世民即位权曾担任中书令。空置尚书令与削弱尚书省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唐朝建国后。虽然三省体制得以确立，但三省的力量却并不均衡。尚书省长官不仅参与最高决策而且负责行政执行工作。尚书省的地位明显高于中书省与门下省。尚书令的品级为正二品，而中书令、侍中的品级为正三品，仅与尚书省管辖的六部尚书的品级相当。在《开元令》颁布前，中书令、侍中的排名甚至在吏部尚书之后。
尚书令退出历史舞台后。尚书左、右仆射（从二品）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成为新的当然宰相。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这项任命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之后，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当然宰相的行列。如果不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尚书左、右仆射便不再是最高决策层的一员，后尚书左、右仆射不担任宰相成为惯例。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尚书左、右仆射仅仅管理尚书省日常事务，但尚书左、右仆射对尚书省事务的管理权限也逐渐被尚书左、右丞侵夺。虽然尚书左、右丞、六部尚书以及六部侍郎依旧是跻身宰相的重要途径，但一旦担任宰相后往往改任或兼任中书省或门下省的职务。
中书与门下两省担任宰相的人数远多于尚书省。尚书省地位衰落的同时，门下省的地位不断提升。门下省的封驳权在唐太宗时期得到制度保证。政事堂设于门下省，因此门下省在三省的博弈中占得先机。门下省的优势地位很快便丧失。贞观末年，中书令长孙无忌知三省事。这无疑拉开了中书省地位上升的序幕。
由于门下省拥有封驳皇帝诏书的权力，武则天刻意压制门下省。弘道元年（公元683年）。侍中裴炎升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移至中书省。侍中升任中书令成为宰相的重要升迁途径。与此同时，名目众多的使职侵夺了原本属于尚书省的行政职权。使职向上汇报普遍采用状，因此奏状取代奏抄在上行文书中处于主体地位。门下省的驳正权因此受到极大削弱。中书省成为三省新的核心。
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中书门下由单纯的议事机构变身为政务决策与中枢处理机构。中书门下成为超然于三省的宰相机构的同时，三省的职能与作用也因此而发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变革。唐初确立的三省制逐步走向瓦解。
尚书省因为被排除在中书门下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其地位一落千丈。《大正新修大藏经?2156号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收录建中二年敕旨文书记载：“祠部牒安国寺佥定律疏院。”《不空表制集?表一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一首》记载：“中书门下牒祠部”。这说明许多敕旨和敕牒直接下发到所司，不再下发尚书省。制书类下行文书一般经尚书省签转。但尚书左右仆射签署权被省略，见《南宋馆阁续录》所载《李绅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告身》。尚书左右仆射逐渐与尚书省分离，逐渐沦为下野宰相、朝中重臣或者藩镇将领的过渡性职务或名誉职务。尚书省成为以左右丞为长官并受中书门下领导的制敕的签署转发机关。尚书省的权力无疑被逐渐架空。
虽然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依旧是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名义长官，但却向着中书门下长官的方向转变。
中书省逐渐成为中书门下领导下的以中书舍人为实际长官的草拟诏书的秘书机构。唐朝中后期。首相一般由中书侍郎担任并实际主持中书门下工作，因此中书省的地位和命运中书门下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中书省与中书门下呈现分离态势。
在中书门下权力扩张的同时，门下省与中书门下产生激烈的磨擦与冲突。门下侍郎虽然为门下省的名义长官，门下省以主要行使驳正权变为主要行使封还权。唐代中后期，史书对门下省驳正上行文书的记载寥寥。而对封还下行文书的记载激增。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五卷?唐纪六十一》记载：“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次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