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麻烦无非两类，一类是外敌入侵，一类是内部腐蚀。高务实二十来年的努力换来了大明的经济、军事实力相较于原历史上的水平大幅提高，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明显下降。
然而，由于大明的内部结构问题有祖制上的严格限制，以及高务实本人的年纪限制了他进入名正言顺意义上的朝廷顶层，他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显然远远落后于他对经济、军事的改革。
这就意味着，大明朝廷内部腐蚀问题迄今为止几乎依旧如故，党争不过是最明显的问题，而在党争之下，还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麻烦，即个人利益的无限膨胀甚至能影响整个党派。
正如实学派内部形成了以高务实为首的高党和许国、沈鲤联盟一样，心学派内部的问题也随着舒应龙这次暗中推动的漕军暴动而逐渐浮出水面。
从本质上来讲，心学派本身的内部结构比实学派还要松散一些，他们对于很多具体的事务甚至不如实学派那样看重。
他们重视的是一种学说——即心学的推广与流传，寄希望于通过朝廷高层的思想统一来使朝廷按照心学思维来运行。
如果单从这一层面来看，心学派作为一个“道德实学”的学派，其根本目的是达成“君子之政”，即朝廷上下人人都是君子，按照君子应有的礼义道德来推动社会运行。
这种想法或许是很美好的，但在高务实看来，这就好比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封建时代搞成共产主义一样，理念看起来十分美好，但其实根本不可能做到。
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这是高务实小学时就听说过的，中学阶段基本上就形成了牢固思维，大学阶段则明晰了其中原理，根本不必在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方面有任何质疑。
所以高务实不搞心学那套，而是老老实实推行实学，勤勤恳恳推动社会生产力。
心学派显然不认可这些东西，他们依旧按照自身利益与实学派相争。然而在高务实的各种实政实效面前，心学派在朝中的日子算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眼瞅着高务实在伐元之战胜利结束之后要形成强势的入阁冲击，实学、心学两派的政治平衡极有可能因此打破，心学派全面被实学派压倒的可能性倍增，有些人开始脱离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大佬的控制，开始有了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之上的举动。
就如舒应龙这次的“黄雀行动”一般，他表面上支持王锡爵引起漕军骚动的计划，却故意“用力过猛”，使漕军骚动变暴动。
王锡爵希望控制规模搞个千余人规模的骚动，引起朝廷警觉，审视对伐元的过度投入，然后通过正规的党争手段，逼迫朝廷压缩高务实手中的资源，如兵力、财力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使得高务实无法对残元进行彻底扫荡，把局面拉回到“正规”，继续此前的政治对峙。至于其他事，那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等以后再说。
如果一切按王锡爵所想，大明朝廷当然浪费了大量精力、金钱和时间，却没能完成预定战略，但站在心学派的角度却至少稳定了朝中的政治平衡，对他们来说是划算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至于说朝廷大战略破产，那个虽然很遗憾，但也不必过于在意——高务实这次没搞成不要紧，将来有机会了我们心学君子们自然会去搞定嘛！
然而，正如实学派现在有高务实为首的“激进派”和许国、沈鲤为首的“保守派”一样，原本组织体系比较松散的心学派，也在高务实带来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相似的两派。
八面玲珑、遇事隐忍的申时行当然是典型的“保守派”，而相对出手更狠辣、更果断的王锡爵就被下面的官员视为“激进派”。可是，对于下面的一些人而言，王锡爵的“激进”也还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加一把火。
舒应龙此举，当然就是在为王锡爵加火。不止于此，舒应龙本身还要在这其中捞足好处——你王阁老可以是此次行动的发起人，但我舒应龙必须是直接负责人，并且在其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将来的上位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所以，舒应龙悄然行动，将事态严重化、扩大化，把千余漕军骚乱变成数万漕军暴动，把危险可控的镇江、扬州漕军骚乱变成南京漕军暴动。
“两京制”下的南京遭到数万暴动的漕军攻打，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将十倍于王锡爵的计划。这就逼得朝廷必须立刻有所行动，并且在高务实不可能立刻插翅飞抵南京的情况下将平定这场暴动的任务交给他舒应龙这个漕运总督。
这就是内部腐蚀，就是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乃至凌驾于国家利益。
而这也意味着心学派在实学派的强压之下，同样出现了内部思想的分裂，形成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申时行、王锡爵作为成熟稳重的老派政客还不得不姑息这种分裂，寄希望于弥缝内部不和，争取先稳定当前局面，日后再作清算或者整肃。
不过，申时行和王锡爵可能还是小看了朱翊钧此时此刻的胆量与气魄。在得到南京被暴动漕军攻打的消息之后，万历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慌，而只是单纯的震怒。
内阁全体阁老及兵部尚书周咏被第一时间召集到文华殿面圣，朱翊钧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暴动缘由，以及目前南京是否被暴动漕军占据，然后就直接询问吴兑、梁梦龙和周咏三位平叛之战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