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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二越狱事件发生后，长仁县委县府认真总结了经验。年轻的县委书记在履任长仁之前，是市人*制建设办公室主任，长年从事法制建设工作，见多识广，同时又是八十年代初就从华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所以，深知确保政法系统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对于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和加快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他组织领导班子反复听取了来自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等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提出整改意见，经县人大讨论通过，一次性投入巨资，不仅将看守所整体搬迁至城郊，建立完善的临管系统，而且还整体改建公、检、法、司的办公楼，配置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高科技通讯设备，仅一次性购置警车和民警使用的手机财政拨款就达到400多万元，这在长仁县公安局的发展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中国的问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改革开放，把许多潜在的茅盾推到了显而易见的层面上来，使人的因素变得至关重要。突然有了那么多钱，手头不再拮据，以前没有钱时被压抑了人的某些劣根性便慢慢地浮出了水面。比如警车、手机的配置和使用，就是一个大问题。到底哪些部门该配置什么样的警车，哪些民警该配置什么样的手机，局长有局长的想法，政委有政委的思路，想法和思路不能统一到一块儿的时候，矛盾就产生了。局长韩跃进坚持好的警车留在局机关，局领导一人一台，其余的配给刑警大队和治安科。他的理由是局领导工作繁忙，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8个局领导共同用4辆车；刑警大队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治安科负责治安案件的侦办，治安秩序稳定与否，两个部门是顶梁柱，能不配给好车么？至于手机就更不用说了，满足局领导的需要是第一需要，满足科、队、所等中层领导的需要是第二需要，然后才是满足刑警、治安警和其他民警的需要……工作经历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工作思路，政委罗中华的观点恰好相反。在长仁湖派出所工作的那段经历，使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基层一线民警办案和维护一方治安秩序稳定的艰辛，因此，要求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尽可能的向基层派出所倾斜。
两种观点在局党委会上进行了交锋后，韩跃进以退为进，干脆把警车和手机的配置权一股脑儿全交给了罗中华，而他自己则乘机把看守所和办公大楼的修建权牢牢地抓在手中。韩跃进的进和退都是有条不紊的，因此，当罗中华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在公安机关，班子成员貌合神离的现象虽然不是普遍存在，但并不等于说没有。事实上岂止是公安机关，细细想一想，哪一个部门又不是越到基层班子成员越是不团结呢？彼此权力大小相当，彼此的根底彼此清楚，使用权力时谁偏离了公心，大家心知肚明，尽管一些人使尽招数，遮遮掩掩的企图掩人耳目，但总之，单位越小，透明度越高，所以，越是到了基层，各方面的茅盾就越是尖锐和突出，只是，因为在基层，因为单位小，茅盾再尖锐和再突出也不至于影响大局罢了。能化解的及时化解，能协调的及时协调，久而久之，人们倒是习以为常了。
韩跃进交给罗中华的任务是负责处理局里的日常事务，换言之，就是除了“大事”之外的所有“小事”都由罗中华全权负责。什么是“大事”，当务之急当然是修建好看守所和办公大楼。几千万元的投入，岂能是儿戏？
罗中华听了韩跃进的话，自然是笑一笑。他问：“难道捉拿逃犯陈小松归案就不是‘大事’了吗？死刑犯，欠着两条人命的血债，如果不尽快将其捉拿归案咱们会愧对警察这个神圣的称呼的！”
“不是成立专案组了吗？刘玉明在负责……”他把目光转向刘玉明，“玉明，进展如何，有线索吗？”
刘玉明在公安战线摸爬滚打的时间长，又一直干的是刑侦工作，听话听音，局长和政委各自的心思哪里逃得过他的耳朵。他嘿嘿一笑，回答道：“局长，专案组早就名存实亡了，你难道不清楚？你负责修房造楼，政委负责配车配手机，大家都在忙，只有我一个人来负责抓逃犯……案子堆了那么多，我也忙不过来呀！”
刘玉明是在冷嘲热讽的发泄心中的不快。事实上他一直都关注着黑二案子的进展情况。他之所以要这么说，主要原因还在于看不惯韩跃进当局长后的系列做法。韩跃进凡事不表态，以前是副局长，管刑侦，有他刘玉明顶着，表不表态倒不是很重要。如今韩跃进是局长了，依然是凡事不表态的态度哪怎么行？虽然他和韩跃进相处的时间比和罗中华相处的时间长，但他内心里是敬重罗中华而不敬重韩跃进的。他太了解他们俩人，一个是心直口快，正气凛然；一个是优柔寡断，满脑子的私心杂念……不过，表面上他还是既要维护韩跃进又要维护罗中华的。
韩跃进仍是不置可否，他说：“具体的你和政委商量吧，逃犯是要追的，至于怎么个追法，相信你们有好主意！”
这样的话说了不等于白说吗？
散会后，罗中华把刘玉明叫到了一边，他说：“局长忙着修楼房，没闲功夫管抓逃犯的事，咱们总不至于也像他那样没闲功夫吧！……说说看，到底有没有希望抓住陈小松！”
刘玉明摇摇头：“黑二越狱时我们采取的处置方法不当，要是徐局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