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开炮的并不是最初表态支持毛的康生，而是高岗。他瓮声瓮气道：“苏联老大哥去新疆征粮，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澄清：第一，这件事dang z首先不知情，地方同志没有汇报更没有加以阻拦——这当然要批评，但这不能反过来说我们缺乏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根本事前不知情嘛；第二，这件事发生后，党已通过合适渠道向苏联反映，照理说苏联出面做些说明甚至微微表示一下歉意，这件事完全可以过去，不至于对党造成冲击，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但苏联没这样做——不是我们不出面维护大局，而是苏联根本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他讲到这特意停顿了一下：“苏联现在只叫我们宣传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没有问题，中苏是友好盟国应该互相支援，党应该站在苏联一边反击guo 和中间派的指责……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正确，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们不能稀里糊涂，这不是简单的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经济纠纷——谁相信谁傻。”
开头不说延安应该如何如何，先上来说一通苏联的坏话，听得一干国际派皱起眉头，让中间派也要考虑应该如何接下去表态——最开始他们只以为真的是就事论事，现在才明白，就事论事当然没错，但这个事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事，这个事只有一个指向——是不是要以苏联的是非观和大局观来担当z的是非观和大局观？
高岗是陕北地方红军代表，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突出，资历也不显赫，只是诸多山头之一，论资排辈还在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之下，只因为中央红军在苏区失败进了陕北，他这个地头蛇才开始被中央重视起来，由刘志丹担任西北jun wei zhu xi，高岗担任副主席，但刘、高很快就被卷入到肃反狂潮中，两人甚至直接被逮捕，直到1935年底才ping fan，这就使他对于动不动搞肃反的国际派有切齿之恨，虽然这些问题已陆续得到解决，但有机会还是要抓住国际派冷嘲热讽的。
除历史怨恨外，也与高岗受教育经历有关，他接受传统中国教育，与毛类似，但比毛更闭塞。别说从没出洋留学，甚至都没去过上海、北平、南京等国内大城市，和留苏派毫无瓜葛，整体个性既有小知识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农民无产者的狡黠和粗鄙，颇合毛的胃口——这就是典型的土鳖，而且是那种压根看不起海龟、鄙视海龟的土鳖。
刘志丹牺牲后高岗跻身为陕北首席代表，1938年10月以陕北党组织代表身份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z陕甘宁局不大，没有北方局、华中局、长江局听上去头衔大，但因为中央在延安，位置其实非常重要，不亚于中央局书记。z元老王若飞因在政治上失势，屈居高岗之下，只担任了边区党委宣传部长。
毛只让高岗担任边区党委书记，就是为政治上保护资历还不够深厚的高岗，所以用事实上平权但表面上级别略低的职务把他放了出去，1939年6月又任命高岗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萧劲光任司令员}，留守兵团下辖三个旅又二个警备{保安}司令部{王震的359旅归留守兵团统辖}，是守卫边区唯一重要的军事力量，相当于中央卫戍区政委，实现地方和军队一手抓的局面，高岗地位更加突出。
1941年，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委统一为西北中央局，由高岗任书记，此时其在党内地位已高于元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来、liu shao qi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坐了。他在边区党和军队中地位的确立，加速了一个以高岗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统的形成，例如xi z xun、马文瑞、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等分别担任了边区党、政机构的负责人。
【作者注：由于这段关系，一般将习看做是西北山头的人物，由于历史上高麻子很快倒台，所以lao xi非常非常低调，与基本上同级别的老薄骄横跋扈相比，完全是两种个性，与高层广泛交好，是出了名的好兄弟，也因为这件事，lao xi在wen 前就被打倒，wen 中反而没受太多苦，更不用像老薄那样被小薄踹断2根肋骨，小习和小薄很多年后一决胜负，固然有自身能力的缘故，但老一辈香火情和历史记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实写照……笔者原任职单位上级集团有位副书记当初也在军委担任秘书，和小习一起为国防部长耿飚服务，我们都调侃他既然有这么一段香火情，为什么一堆人鸡犬升天他就抓不住机会？他叹了口气说，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啊……再说，我们家老头子跟的是广东南天王，不是一个系统。这样说我们就懂了。后来，他60岁——副厅级退休！小习60岁——开始做中国梦！】
1941年夏，王明短时间内曾分管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工作，高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在毛面前讲王明的坏话：“原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是祸从天降。”
有这样的扶持，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历史积怨和心理因素，让高岗开头炮就势在必得。
高岗开炮后，会议一时间没人说话，大家都在细细琢磨高刚才的发言，虽然讲得很粗鄙，但有一句话引起了众人的高度关注：要不要用苏联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作为延安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
这句话从理论上不难驳斥，难道z不去信奉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苏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