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传来李医生吞口水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成为殉道者，这不是聪明人应该做的事。然而，这就是所谓的文人风骨吧。
而且，如果我说，这些儒生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争的不但是道统，更是大汉天下呢？”
老马起了兴致，李医生却卖了关子，继续说：“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汉光武帝的原因，最后与谶纬和光同尘的儒家仅仅是苟延残喘，虽然在东汉末年，不少儒生例如鼎鼎大名的郑玄开始努力调和两派，但贻害无穷。
譬如唐儒与宋儒之间因为周公与孔子地位、古文与骈文相争，宋以前的儒生与宋以后的儒生因为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相争。清儒时代，汉学与宋学相争、今古经文之争再起。虽然他们心中至高圣地还是鲁地的孔庙。但是各家各派都拥有属于该派的心中圣地，大大小小派系为了蜗名微利、天人之道争执不断，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但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风水轮流转，成为御用文人的一派，影响颇大。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同时一往无前，不在乎何谓正统，仅仅是成王败寇。随着东汉后期的治政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儒术让位权势。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虽然曹魏以降，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但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崇尚玄修黄老，儒学被压制，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
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四年，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新道统”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当王莽篡汉，汉儒就分为受春秋时各国模因影响的传承，在经书被发掘后整理统一的古经文派，与在汉朝统一后以汉初继承儒生口耳相传而统一的今经文派。这些儒生在东汉时期因为谶纬影响而吸纳了不少阴阳家传承，彼此从口诛笔伐转向武装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等等排除门户之见融合两派的儒家宗师，才把传承流传下去。后世康有为根据《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时并未载古文经一事，故而断定古文之伪，《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皇族，后来改名刘秀的刘歆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至于刘歆这位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制造伪经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他的祖辈作为大难不死的诸侯王，多数都有忧谗畏讥，做学问自污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宣教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